第一章 本草学源流与发展
“本草”一词，沿用已有两千多年之久。究其含义，一指中国传统医药学中的药物，如《蜀本草》中所言：“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最多也。”二指中国传统药物学及药物学专着。在古代，“本草”学研究内容涉及采制、药性、归经、功效、配伍等一系列内容。至近、现代，随科学技术发展，进一步涉及药物资源、生药材鉴别、质量控制、药物化学、药理、制剂等丰富的内容。因其与现代药物学相比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独特理论体系，所以现代逐渐改“本草学”为“中药学”，从名称上冠以现代研究的内涵。纵观本草学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发展轨迹基本上遵循着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规律发生发展，并与社会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水平密切相关，这一点也正可以充分证明祖国医药学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均体现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系统的、科学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及自然环境的恶劣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种种困难。食物短缺，生存环境的恶劣使人难免得病，在本草没有出现以前，人类被迫面对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许多人因此而死亡。随着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经验的积累，人们逐渐对大自然各种生物—“食物”—有了一定了解，并在吃的过程中深化了对它们的认识，但是这种认识的获得有时候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于是，在漫长时间的此种实践中，“食物”被进行了粗略的分类，如可供食用的和有毒的，在一种情况下可用的和在另一种情况下才用的等等，早期的药物可能因此产生。这一点可以从历史的“传说”中反映出来，如《史记·补三皇本记》：“神农氏以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帝王世纪》：“伏羲氏……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虽然是传说，但基本反映了药物是“尝”出来的，这同时也反映了古代人们认识药物的艰难历程。
然而，早期的药物学知识基本依赖于口头相传，直到夏朝文字的出现，药物发展进入划时代的阶段。“药”字最早见于金文，《说文解字》释：“治病草也”，说明药与病直接相关。药物学知识逐渐被诉诸文字，文字的出现则预示着本草学理论的萌芽。随着药物知识的不断积累，药类、药效的逐渐丰富，单味药逐渐向多味药配伍发展，到商代就有伊尹发明汤液，药物的配伍与制剂也得到长足发展。周代已出现了专门“医师”，“聚毒药以供医事”。药物作为医师“供医事”的基本手段，开始见于记载，如现在可见到的最早载药文献《诗经》里，就有荬（泽泻）、葛（葛根）、苓（甘草）、薇（白薇）等五十多种植物药的记录；《山海经》则是专门记载先秦各地名山大川及其物产的专着，共载药126种；《黄帝内经》载方剂12首，涉及到半夏、泽泻、海螵蛸、茜草等20多种药；《五十二病方》中载药已达247种之多。种种迹象表明，此时期药物学知识已得到相当程度的积累，期待着成熟的契机。
秦汉时期，国家政权得到统一，政治的安定为包括本草学在内的科学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汉书·郊祀志》记载，汉成帝建初二年，设置“本草待诏”一职，表明西汉已有专门从事研究、整理本草学的专人。现存最早的本草专着《神农本草经》终于酝酿成熟，约于东汉初年成书。该书集东汉之前本草学大成，全面、系统、可靠地记载了数百年的临床用药经验，其重要性堪与《黄帝内经》媲美，为秦汉以后历代本草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再次处于战乱和分裂的局面，正如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所言“汉献迁徙，晋怀奔迸，文籍焚靡，千不遗一”，本草学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与阻碍。此时期不少名医家或“附经为说”，或自成新作，但大多在战乱中遗失，如华陀弟子李当之的《李当之药录》、吴普的《吴普本草》，以及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提到的《胎胪药录》等。幸存于世、影响较大的只有南北朝齐粱间人氏陶弘景所编着的《名医别录》和《本草经集注》。前者是陶氏在撰写后者时搜集的汉、魏、晋名医在多种《本经》传本中所增补的新药及用药经验；后者以陶氏整理订正《本经》，增补《名医别录》，附加自家注文而成，是汉魏以来本草学一次较全面的总结，并首创按自然属性（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分类药物，以及朱墨分写《本经》和《别录》，小字注文己见的编写方式，对后世影响深远。另外，南北朝刘宋时期以雷敩《雷公炮炙论》为代表的炮制学从本草学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后世炮制学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东晋时期，道学家及医学家葛洪着《抱朴子》，对炼丹之法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记载了多种化学反应和操作技术，成为现代药物化学的先驱。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尤其至唐代，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另一个空前鼎盛时期，国力强盛，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本草学也因此得到较大的发展。唐显庆二年，政府命苏敬等重修本草，二年后修成《唐新修本草》，出现了首次由政府组织编写的药典性着作。八十年后，又有名医陈藏器在此基础上补遗十卷692种，并首创药物“十剂”之说，使中医理论与治疗方法结合起来，指导临床。唐末又有名医韩保升在《唐新修本草》基础上增补修订，总结本草中七情畏恶药物，首次提出本草“十八反”之说。此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特色鲜明的本草专着，如甄权《药性论》，注重结合临床以论药，对后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孙思邈《千金药方·食治》、孟冼《食疗本草》、陈大良《食性本草》则从饮食与药物的关系角度记述了一些药物的功效。唐·郑虔所写《胡本草》则反映了北方少数民族及西域地区的用药情况。藏医马亚那等编着的《月王药诊》反映了藏医药特色，其中记载了不少中医学阴阳五行及藏象理论，反应了中藏医学间交流与影响。另外，唐代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地区、阿拉伯国家之间贸易往来频繁，出现了不少由海外传入国内的药物，因其中多为香类，唐末阿拉伯药商后裔李珣着《海药本草》，记述了主要来自海外香味药物及功效。总之，此时期本草学从多方面均得到巨大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后世本草学继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宋代，本草学的发展迎来了一个继往开来的好时期，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应用，本草文献和资料的出版、流传从此告别了手抄历史，进入了雕版印刷的崭新阶段。新技术的出现使本草学家产生了更全面系统的整理前代本草文献的愿望。此时其药政管理更加规范严格，借助行政手段来帮助调查和搜集全国范围内药物和用药新经验，成为本草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个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官修本草的兴起。北宋政府在开宝六年诏令刘翰、道士马志、卢多逊等人在《唐新修本草》和《本草拾遗》的基础上修成《开宝新详定本草》，次年又由李眆等人重新校勘，命名为《开宝重订本草》，简称为《开宝本草》。由于《唐新修本草》内容基本被全部载入，从此《唐新修本草》销声匿迹，流传中官修本草只有《开宝本草》一部。八十年后，政府又令掌禹锡、林亿、苏颂等在《开宝本草》基础上扩编，将宋以前诸家本草一并归入，扩充药物为1082种，历经三年乃成，定名为《嘉佑补注神农本草经》，简称为《嘉佑本草》。在此期间，政府又诏令全国各州郡呈现本地区所产本草的标本和药图，如苏颂编成《图经本草》，成为现存第一部刻版药物图谱。
20年后，蜀名医唐慎微将《嘉佑本草》和《图经本草》合而为一，并补充自己广泛搜集的民间药物476种，编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共载药1558种，并附方3000余首，集北宋以前本草学大成，体现了宋代本草学的最高成就，因而受到后世的广泛关注。之后宋徽宗又命人反复修订，最终定名为《重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作为国家药典流传500余年，成为本草范本。直到明代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时，仍以此为蓝本，并即予了高度评价：“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此时期除了大型官修本草外，关于药性药理专述的本草着作也逐渐兴起，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宋寇宗《本草衍义》，主要依据自己的临床经验，比较诸家之说，尤其结合《素问》、《伤寒论》等名着论述药理，对后世尤其是对金元本草学影响很大。宋代炮制学较《雷公炮炙论》又有进展，发展了醋制、酒制等炮制方法，集中体现于此时期的大型官修方书《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宋代与朝鲜、日本、东南亚、阿拉伯诸国继续发展医药交流，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就有不少记载。
继宋代开创重视本草药性药理探讨的先河之后，到了金元时期由于战乱纷起，人民颠沛流离，灾疾泛滥，此时期本草仍以探讨药理、切合临床实用为主流。典型代表就是金元四大学派对本草药性的精彩论述。张元素《珍珠囊》主要结合《素问》理论，对药物归经、引经、脏腑用药进行了精炼而实用的概括，成为易水学派学术思想的重要体现之一。随后，李东垣写《药类法象》、《用药新法》等，均切合临床实用，堪称继往而开来。其他如刘河间《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本草论》、朱丹溪《本草衍义补遗》、王好古《汤液本草》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名着。总的看来，金元时期本草学特点与此时期医学理论特点风格相似，既务实，又创新，所选药物均来自临床常用药品，所论药性均偏重临床实际应用，既继承《素问》药性理论，又进行大胆的创新发扬，使药性理论跨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对后世本草学，乃至整个中医学理论及临床均产生了极其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另外，在元代，食疗本草也有较大发展，如忽思慧《饮膳正要》与吴瑞《日用本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着作。在对外交流方面，也有一定进展。此时期来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着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对此有着丰富的记载。
明代以后，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科学文化的进步，本草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明代唯一一部大型官修本草《本草品汇精要》由刘文泰主编，可惜最终未刊行于世。之后这一空白被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所填补。李氏“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历经27载的搜集、整理、总结、考证，终于写成《本草纲目》巨着，载药1892种，附方11000多首，对十六世纪以前的药物学进行了相当全面的总结，影响海内外深远。此时期其他的本草学着作也基本以偏于临床实用为主。有偏于药性药理探究的，如徐彦纯的《本草发挥》、陈嘉谟的《本草蒙筌》、薛己的《本草约言》、李中梓的《本草通玄》、《药性解》、张景岳的《景岳全书·本草正》等都是较着名的代表作；也有偏于药物配伍组方规律研究的，如杜文燮的《药鉴》等。另外，在明代出现了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本草着作，如刘纯的《本草歌括》、龚廷贤的《药性歌括》、沈应旸的《药性诗诀》等歌括式本草，对推广、普及本草学不无贡献；又有朱橚《救荒本草》、姚可成《食物本草》，均为专题性本草名着；兰茂《滇南本草》则主要记载一些滇南少数民族特产药物与经验，是历代地方本草最着名的一部。另外值得一提是缪希壅《炮炙大法》，论述了400余种药物的炮制方法，是自《雷公炮炙论》以后又一部在炮制学方面对后世影响较大的着作。明代造船术高度发展，大大促进了海内外医药交流。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到达亚、非、欧30多个国家，中外医药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西方医药学由此开始传入中国。
清代前期和中期，“康乾盛世”，百业兴旺，本草学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后期国势逐渐衰落，本草学也随之走向低潮。虽然唯一的官修本草《本草品汇精要续集》毫无出众之处，却涌现了一大批的优秀个人论着，数目达400种之多，并以重视药性药理阐述成为这个时期本草学的主流。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是补充修正《本草纲目》的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药学专着，所载900多种药物中有700余种为《本草纲目》未载，是清代最有贡献的本草。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虽非药学专着，但对1700余种植物名称与食物进行考证，是一部对生药与药材资源很有价值的着作。另外，随着清代遵经思想的兴起，研究与阐释《神农本草经》成为一时风气。较着名的有张隐庵《本草崇原》，徐灵胎《神农本草经百种录》、陈修园《神农本草经读》，张璐《本经逢原》、邹澍《本经疏证》等，分别从各个角度阐发《本经》药义，对《本经》的继承发扬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他如汪昂《本草备要》，及其后对汪书补充修订的吴仪洛《本草从新》、黄宫绣《本草求真》、严西亭等三人编纂《得配本草》、卢之颐的《本草乘雅半偈》等，均从临床出发，对药性药理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精当的探讨，在临床医学领域均有着深刻的影响。清代，尤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被洋炮弹打开同时，西方医药学也随之涌入。西方医学通过在中国建诊所、医院，开办医学校，翻译出版医学刊物，吸引留学生等手段逐渐扩大西医的传播范围与影响，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中西医比较的问题，有代表性的为唐容川的《本草问答》，开始探讨中西药的比较，也为民国时中西汇通派的兴起拉开了帷幕。
1840年鸦片战争，宣告了中国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开始。反动的统治阶级为了自我利益崇外卖国，积极配合帝国主义的各种形式的文化侵略。在医学领域，传统中医药学首当其冲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尤其从北洋军阀时期开始，反动政府就不断采取种种手段，妄图取消乃至消灭中医药以作为他们媚外的一项政策。此举受到中医界乃至全国民众的强烈反对，中医界一些着名医家，如丁甘仁、陆渊雷、恽铁樵、张锡纯、肖龙友等纷纷自筹资金兴办刊物或创立中医学校来扩大中医影响，本草学在夹缝中求生存。尽管如此，仅据民国时期不完全统计，本草专着仍达260多种，以讲义或综合性本草居多，如秦伯未的《药物学讲义》、张山雷《本草正义》、蒋玉柏《中国药物学集成》等。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为了保存和发展中医药学，一些中医家开始主动接触、学习西医学知识，探索一条医学新路，中西汇通派于是兴起，代表人物如恽铁樵、朱沛文、张锡纯等，其主要观点试图以西医验证中医，吸收西医之长，中西并用，最终达到中西医理的统一。但最终囿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取得显着成就，但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现代化事业给予一定启蒙，并奠定了一定基础。革命战争时期，在党领导的根据地和解放区，中医药在上述地区的红军和群众卫生保健工作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继续给予中医药事业以高度重视，毛泽东同志曾亲自题写了“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政府先后组织各方面专家保存整理古典医药专籍，先后编写了《中药志》、《全国中草药汇编》、《中药大辞典》等多部大型着作。另外在药材资源调查和利用，设立高、中等中医院校及科研单位诸方面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科技不断进步，各种先进的设备和方法为中药现代研究提供了先进的条件。生药学、炮制学、中药化学、中药药理、中药制剂、中药生产和质控等诸方面均取得长足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药事管理法规的颁布更使中药的发展日趋标准化和现代化。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外医药交流更加频繁、深入和广泛。种种成就有理由使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中药事业必能继往开来，中药学必将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