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无择《三因方》云∶夫疟备三因，外则感四气，内则动七情，饮食饥饱，房室劳逸，皆能致之。经所谓夏伤暑，秋咳疟者，此则因时而叙耳，不可专以此论。外所因证，有寒疟，有温疟，有瘅疟，并同《素问》也。有湿疟者，寒热身重，骨节烦疼，胀满自汗，善呕，因汗出复浴，湿舍皮肤，及冒雨湿也。有牝疟者，寒多不热，但惨戚振栗，病以时作，此则多感阴湿，阳不能制阴也。此五种疟疾，以外感风寒暑湿，与卫气相并而成。除瘅疟独热，温疟先热，牝疟无热外，诸疟皆先寒后热。内所因证，病者以蓄怒伤肝，气郁所致，名曰肝疟。以喜伤心，心气耗散所致，名曰心疟。以思伤脾，气郁涎结所致，名曰脾疟。以忧伤肺，肺气凝痰所致，名曰肺疟。以失志伤肾所致，名曰肾疟。所致之证，并同《素问》。此五种疟疾，以感气不和，郁结痰饮所致。不内外因，有疫疟者，一岁之间，长幼相似也。有鬼疟者，梦寐不祥，多生恐怖也。有瘴疟者，乍热乍寒，乍有乍无，南方多病也。有胃疟者，饮食饥饱，伤胃而成，世谓食疟也。有劳疟者，经年不瘥，前后复发，微劳不任也。亦有数年不瘥，结成癖在腹胁，名曰老疟，亦曰母疟。以上诸证，各有方治，宜推而用之。
愚谓疟疾一证，《内经》言已详尽，无可加矣。而后世议论烦多，反资疑贰，兹举陈氏三因之说，以见其概。如所云湿疟者，因汗出复浴，湿舍皮肤，固一说也。然浴以热汤，避彼风处，则断不致疟，惟冷水相加，疟斯成矣。若然则仍是寒气，即《内经》所云夏遇凄沧水寒之证也。然此犹近似，但宜辨明寒热耳。至若牝疟无热，则《内经》并无此说，惟《金匮要略》曰∶疟多寒者，名曰牝疟，蜀漆散主之，亦非曰无热也。若果全无发热，而止见寒栗，此自真寒阳虚证耳，别有本门。又安得谓之疟耶？再如内因五脏之疟，在《内经·刺疟论》所言六经五脏之证，不过为邪在何经之辨，原非谓七情所伤便能成疟，而此云所致之证，并同《素问》，则《素问》无此说也。且既云七情所伤，则其虚实大有不同，又岂皆痰饮所致耶？再若不内外因，凡鬼疟梦寐之说，此或以疟邪乱神，因致狂言似鬼者有之，岂鬼崇果能为疟乎？至若胃疟，既云饮食，则明是内伤，且凡先因于疟而后滞于食者有之，未有不因外邪而单有食疟者也。夫病情必有标本，标本误认，治岂无瘥？窍计陈氏之言，既以三因立论，故不得不敷演其说，而烨然若有可观，不知影响之谈，不但无益于病，而且乱人意见，致令临证狐疑，莫知所从，而每至于害者，皆此之类。
丹溪曰∶疟有暑、有风、有湿、有痰、有食积。久发者，为老疟，不已者，为疟母。风暑之疟，多因夏月在风凉处歇，遂闭汗不能得泄，暑舍于内。故大法当汗之。疟而恶饮食者，必从饮食上得之，当以食治。俗云脾寒，乃因名而迷其实也。苟因饮食所伤而得之，未必是寒，况其他乎。
严用和曰∶或乘凉饮冷，当风卧湿，饥饱失时，致脾胃不和，痰积中脘，遂成此疾，所谓无痰不成疟也。
张子和曰∶《内经》既以夏伤于暑而为疟，何世医皆以脾寒治之，用姜、附、硫黄之类，甚者归之祟怪，良可笑也。又或因夏月饮食生冷之类，指为食疟，此又非也。岂知《内经》之论则不然，皆夏伤于暑，遇秋风寒而后作也。邪热浅则连日，邪热深则间日，并入于里则寒，并入于表则热，若此论则了不相干于脾也。治平之时，其民夷静，虽用砒石、辰砂有毒之药，以热治热，亦能取效。扰攘之时，其民劳苦，内火与外火俱动，以热攻热，转为泻痢、吐血、疮疡、呕吐之疾，岂与夷静之人同治哉。予尝用张长沙汗吐下三法，愈疟病极多，大忌错作脾寒治之。
愚谓疟疾之作，本由风寒水湿之邪感而致病，亦或有非风非水而衣薄受凉，凡体怯者，皆能为疟。及其病深，则未免因经及脏，因表及里，故有不慎饮食而更甚者，有不慎劳役而增病者，总之无非外邪为之本，岂果因食因痰有能成疟者耶？今观朱丹溪之言，亦以痰食并列，严用和则悉归之痰。盖皆因陈氏之说，而殊失《内经》之正意矣。故张子和亦以祟怪为笑，以食疟为非，而云治平扰攘时当分治，是皆有理确见也。独怪其以暑为火，而且谓扰攘之时，其民劳苦，大忌错作脾寒治之，而尝用汗吐下三法。恐此言亦属偏见也。念余幸逢明盛，固不知扰攘景象，第以劳苦过伤之人，其虚更甚，又岂无三阳疲损等证，而可俱谓之火，及可尽用三法乎？甚哉立言之难，于此可见，而时中之不易得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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