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学医，必识五科七事。五科者，脉病证治，及其所因；七事者，所因复分为三。故因脉以识病，因病以辨证，随证以施治，则能事毕矣。故《经》曰∶有是脉而无是诊者，非也。究明三因，内外不滥，参同脉证，尽善尽美。
凡学脉，须先识七表八里九道名体证状，了然分别，然后以关前一分应动相类，分别内外及不内外。又须知二十四脉，以四脉为宗，所谓浮沉迟数，分风寒暑湿，虚实冷热，交结诸脉，随部说证，不亦乎。
凡审病，须先识名，所谓中伤寒暑风湿瘟疫时气，皆外所因；脏腑虚实，五劳六极，皆内所因；其如金疮折，虎野狼毒虫，涉不内外。更有三因备具，各有其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学不可不备。
凡学审证，须知外病自经络入，随六经所出，井营输源经合各有穴道，起没流传，不可不别。内病自五脏郁发，证候各有部分，溢出诸脉，各有去处。所谓上竟上，头项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腹肚腰足中事也。
凡用药，须熟读本草，广看方书，雷公炮灸，随方过制，汗下补吐，轻重涩滑，燥润等性，量病浅深，饮服多寡，五德五味，七情八反，升合分两，朝代不同，一一备学，将欲对治，须识前后。故《经》曰∶先去新病，病当在后。
凡治病，先须识因，不知其因，病源无目。其因有三，曰内，曰外，曰不内外。内则七情，外则六淫，不内不外，乃背经常，《金匮》之言，实为要道。《巢氏病源》，具列一千八百余件，盖为示病名也，以此三条，病源都尽，不亦反约乎。
凡学医，既明五科，每科须识其要。脉有浮沉迟数，病有风劳气冷，证有虚实寒热，治有汗下补吐，若于三因推明，外曰寒热风湿，内曰喜怒忧思，不内外曰劳逸作强，各有证候，详而推之，若网在纲，有条不紊。
凡看古方类例，最是朝代沿革。升合分两差殊，若数味皆用分两，不足较也，第中间有用升合枚数，大段不同。升斗秤尺，本自积黍，黍自不可见，度量衡卒亦难明。今以《钱谱》推测，粗知梗概。
凡度者，分寸尺丈引。本以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观今之尺数等不同，如周尺长八尺，京尺长一尺六寸，淮尺长一尺二寸，乐尺长一尺二寸五分，并以小尺为率，小尺既自三微起，却自可准。唐武德年，铸开元钱八分，当十二钱半得一尺，排钱比之，十一个已及一尺，又不知唐用何尺。顾汉唐龠量，并用尺寸分布，尺寸如是不齐，将何凭据，博古君子，必有说矣。
凡量者，龠合升斗斛。本以黄钟龠容十二铢，合龠为合，重二十四铢。今以钱准，则六铢钱四个，比开元钱三个重，升斗斛皆累而成数。汉唐同用，至宋绍兴，升容千二百铢，则古文六铢钱二百个，开元二百二十个，以绍兴一升得汉五升，其余私有，不足计也。
凡衡者，铢两斤钧石。亦以黄钟龠所容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每两则古文六铢钱四个、开元钱三个。至宋广秤，以开元钱十个为两，今之三两，得汉唐十两明矣。《千金》《本草》，皆以古三两为今一两，以古三升为今一升，诸药类例，尤为难辨。且如半夏一升准五两，不知用何升何两。此修合制度之要务，不可不知。汉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孝文五年，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其文为半两，杂以铅铁锡，非淆杂为巧，则不得赢，而奸或盗，磨钱质取熔。有司言钱轻重，请郡国铸五铢钱，周郭有质，令不得磨取熔。则知汉以二半两钱为两，重十铢明矣，汉唐例以二十四铢为一两，抑未知修史人改作唐例，亦不可知。观《钱谱》汉无六铢钱，至唐方有，今以五铢钱十六个，正得开元钱十个重。又以六铢钱十二个，正得开元钱九个重。则知开元钱每个以重八铢。唐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钱为两，似难考据，明食货者，必有说焉。
按药书，汉方汤液，大剂三十余两，小剂十有余两，用水六升或七升，多煎取二升三升，并分三服。若以古龠量水七升，煎今之三十两，未淹得过；况散末药只服方寸刀圭匕，丸子如梧桐子大，极至三十粒，汤液岂得如此悬绝。又如风引汤，一剂计五十五两，每两只用三指撮，水三升，煮三沸，去滓温服一升。观其煮制，每只三指撮，未应料剂如此之多，此又可疑也。今以臆说，汉方当用半两钱二枚为一两，且以术附汤方较，若用汉两计一百八十铢，得开元钱二十二个半重，若分三服，已是今之七钱半重一服；若以唐方准计，三百三十六铢，得开元钱四十二个重，每服计今之十四钱重，大略可知；若以开元钱准得一百单五个重，分三服，每服计三十五钱重。此犹是小剂，况有大剂各件，两数之多者，未易概举。留心此道，幸少详焉。
凡古书所诠，不出脉病证治四科，而撰述家有不知此，多致显晦，文义重复。要当以四字类明之，四字者，即名体性用也。如脉，浮则为名，举有余按不足为体，为风为虚曰性，可补可汗曰用；如病，太阳伤风为名，感已啬啬为体，恶风自汗为性，传变经络为用；如证，太阳风证为名，头项疼腰脚痛为体，不与诸经滥为性，候其进退为用；如治，药桂则为名，出处形色为体，德味备缺为性，汗下补吐为用。以此推之，读《脉经》，看病源，推方证，节本草，皆用此法，无余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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