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摄生杂话     命门真火，藏于两肾之中，性门真水，藏于一心之内。人但言命门真火，而不参究性门真水何也？因真阳之火，能生真阴之水故也。殊不知性命相生，水火不可以一息不交。天一所生之水，为我生身之始，水中能生真火，人皆未究。     况保真阴之水，则真阳之火常存而不散；若真阴一衰，则真阳无附，飞扬上越，变为邪火，能返涸真阴之水，岂不危哉！火性本燥烈发扬，而肾中相火偏职闭藏，水性本柔弱蛰藏，而心精三合，独主清利。则知性以位变，水火本无二气。     嘘气即有水，阳化阴也，蒸水即有气，阴化阳也；灯因膏而不灭，阳根据阴也，水因火而不冰，阴根据阳也。相需如此，可以知其情性矣。     补心气，益心精而不见效者，则知命门火衰、肾水不足，何也？命门之火，即心火之根，肾水之精，即心精之源。     心无水则孤火上逆，肾无火则寒水下凝。水弱火炎，则肺金受克，阳焰飞扬于上焦，而生咳喘、咯血等病，下虚则上盛也。火弱水刚，则肝木失养，浊阴凝结于下焦，而生癃闭、壅肿、精寒等病，上虚则下实也。水火两平，阴阳斯无偏胜。     脾之权在肾，胃之权在心，自下而上水滋土，自上而下火生土也。脾土属阴，生于相火而健行不息，胃土属阳，传导于大肠而容受无穷，总在主纳之肾，于是土以火生也。脾虚则胃滞而不食，脾实则胃运而能食，总在主出之肺，于是气机流动也。故凡治脾胃，当以调肺气，交心肾为先。     人身之痰，最能为害。势涌如潮，势衰如汐。风、寒、湿、燥，随气而生，体实、体虚，随人而致。浊则浓，清则稀。五藏六腑无盛痰之所，上下升降无时而定，又与正气不两立，殆犹天地间阴云瘴雾耳。     周身气血，无不贯通。故古人用针通其外，由外及内，以和气血；用药通其里，由内及外，以和气血，其理一而已矣。至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盖指本来原通，而今塞者言，或在内，或在外，一通则不痛，宜十二经络藏府，各随其处而通之，若通别处，则痛处未知，而他处反为掣动矣。     补、戒急授而骤壅，伐、戒亟夺而峻利，用之不当，皆能致害。故攻热失宜，热未去而寒复作，寒热各踞于其所，反致温凉并禁，良医莫措矣；攻寒亦然。     人但知冬不藏精者致病，而不知夏不藏精者更甚焉。尝见怯弱之人，而当酷暑，每云气欲闷绝，可知中而死者，直因气之闷绝也。夫人值摇精，恒多气促，与当暑之气闷不甚相远。《经》曰∶“热伤气”，又曰∶“壮火食气。”余故曰夏令之炎威，甚于冬令之寒，苟不藏精，壮者至秋而发为伏暑，怯者即中而死。      [卷九] 四大家辩     李士材《读四大家论》一篇，本自王节斋大意，谓三子补仲景之未备，而与仲景并峙也。然仲景医中神圣，德备四时，三子则伯夷、伊芳尹、柳下惠而已。试观《玉函金匮方》中，黄芩、白虎，已开河间之先也；建中、理中，已开东垣之先也；复脉、黄连阿胶，已开丹溪之先也。然则谓三于得仲景之一德，而引伸条畅之，则可谓三子补仲景之未备则未确也。      [卷九] 论《医宗必读》     明季李士材先生，我城人也，所着《医宗必读》一书，固已脍炙人口矣，然余窃有议焉。夫必读者，轩岐之书也，越人、仲景之书也，下此而《脉经》、《千金》、《外台》，以及近代诸名家书，虽不能尽读，或取其十之六七，或取其十之三四，不可不读矣。苟守张长沙博闻强识之训，以探本穷源，则是书又为浅医画限之书矣，改其名曰不必读，其庶几乎？ [卷九] 论读景岳书不可专得其温补之益     窃观富贵之家，投寒凉则忌，进温补则合，医之喜用温补者，遂有景岳派之名。殊不思《景岳》亦温凉补泻并收之书也，观其论症，先述古而补以已见，分剂，先古方而补以新方，作者以《全书》名之，读者以《全书》贯之，舍其短而录其长，则上而溯诸河间、易水、金华诸家，无不合也，更上而溯诸南阳医圣，亦无不合也，而得景岳之益者，岂特在左归、右归而已哉。      [卷九] 考正古方权量说     古方自《灵》、《素》至《十金》、《外台》，所集汉、晋、宋、齐诸名方，凡云一两者，以今之七分六厘准之。凡云一升者，以今之六勺七抄准之。谨考定如左。     凡古方权量，皆赵于律，黄帝律尺九寸，夏尺则加一寸而为十寸，今木工之曲尺是也。     唐孙真人《千金方》论述针穴分寸云∶“其尺用夏家古尺，司马法六尺为步，今江、淮、吴、越所用八寸小尺是也。”据此知即今曲尺无疑，知此尺即黄帝律尺寸者，以药升之龠积与尺度考得之，详见《律学净闻》。     以曲尺之寸度作方径一寸六分，上下相等，深七分八厘强，共积二千分，即古药升之容积。     《千金》论“药升方作上径一寸，下径六分，深八分。”当作上下径一寸六分，深八分弱。按《管子》云∶“釜不得为侈”，且计其容积，仅五百廿二分，不应如此之小，故知传写之误也。升口自乘得二百五十六分，以深七分八厘强乘之，得二千分为容积，云深八分者，举成数言之也。     药升一升，容黄钟两龠之实。以黍二百四十粒为一两，但黍之重，今无可考。根据《千金》论蜜一斤，得药升七合，及《灵台仪象志》，水与蜜同积异重之比例，若二十与廿九，而次第以准测之，古一两，今七分六厘也。     古律龠容一千二百八十黍，《千金》论“一撮者，四刀圭也（六十四黍为圭，半之为一刀圭）。十撮为一勺，（勺即龠也），两勺为一合”（“合”为“升”字之误，一升共二千五百六十黍也）。李时珍沿两勺为一合之误，更增十合为一升，则误以传误矣，幸《千金》及《外台》原文，俱无此五字可证。     黍一稃二米，用以量龠，取基圆滑而齐（见《考工记》轮人条下注疏中）。自刘歆变乱古法，置用，前明郑世于特觅黍，权以今平，每龠一千二百粒，重三钱，未足为训也（郑世子《乐书》穿凿附会，其云黍权黍量尽属臆断，张介宾采入《类经图翼》，殊误后人也）。     知二百四十黍为一两者，《千金》云∶“十黍为一铢（《图翼》谓十黍当作百黍者，非也）。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此则神农之秤也。”考正古权之法，先作药升满曲尺二千分，中容井水，秤重一两二钱，而推得其同积异重之比例，假如水与蜜各贮一盏中，容积相等，而水轻蜜重，水若二十两，则蜜必二十九两，以此推算，一药升之水重一两二钱者，则一药升之蜜必一两七钱四分明矣。     以三率明之∶水二十，蜜二十九，水一两二钱，相乘得数三十四两八钱，以第一率之二十为法除之，得第四次一两七钱四分。蜜一两七钱四分。     既得蜜一药升之重，以三率重测之，如法乘除，得蜜七合之重。     药升一升，蜜今重一两七钱四分，药升七合，蜜今重一两二钱一分八厘。     夫此七合之蜜，今重一两二钱一分八厘者，即古蜜十六两之数也，根据上法重测之，得古一两，今若干之数。     古十六两，今重一两二钱一分八厘；古一两，今重七分六厘强。     以古方参之∶麻黄汤，麻黄三两（准今二钱三分），分三服，中病即止（每服止七分六厘）。     小柴胡汤，柴胡八两（准今六钱），分三服。（每服止二钱）。     承气汤，大黄四两（准今三钱），分再服，中病即止（每服止一钱半）。     白虎汤，石膏一斤（准今一两二钱）。分三服（每服止四钱）。     药升之容积二千分，以今仓斛之积寸推之，古一升，今六勺七抄也。     立方算法，满千分为一寸，曾以仓斛计之，合曲尺之寸度，积一千四百九十七寸为今五斗，则知曲尺二寸，为六勺七抄。     以古方参之∶半夏秫米汤，半夏五合（准今三勺三抄半），秫米一升（准今六勺七抄），甘澜水五升（准今三合三勺），煎取升半（准今一合），分三次，每服饮一小杯（杯如杯饮，约可手掬，今比此尤小，故曰小杯）。     四逆散，每服方寸匕（准今一钱），其泄利下重者，加薤白一升煎服（末药少而一升之薤，其少亦可知）。     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根据曲尺之寸度为之。钱匕者，以五铢钱为之，开元钱亦同。皆抄散取不落为度。     古人用散药，以刀圭抄取之，匕亦刀圭之意也。准前论一刀圭为三十二黍，方寸匕者，十刀圭也。立方一寸积千分三除之，得三百三十三分为方一寸匕之实，容三百二十黍，准今一钱（药性轻重不等，今但就黍计之，以得其大概）。     《千金》论“钱匕者，以大钱上全抄之；若云半钱匕者，则是一“钱抄取半边耳，井用五铢钱也。钱五匕者，今五铢钱边五字者以抄之，亦令不落为度。”按五铢钱与开元钱径相同，准曲尺九分，其幂六十三分，以九分乘之，得五百六十七分，三除之，得一百八十九分为一钱匕之实。乃以三百三十三分为首率，重一钱为次率，一百八十九分为三率，得重五分六厘为四率，是一钱匕之重也。半钱匕者，准今二分八厘；钱五匕者，准今一分四厘也。     以古方参之∶五苓散、四逆散等方，每服方寸匕（准今一钱）。     桃花汤，赤石脂末半斤，每服方寸匕，日三服（每方寸匕准今之二钱，石药性重也）。     烧散，每服方寸匕，日三服（灰性必轻）。     大陷胸汤，甘遂一钱匕，分二服（每服是半钱匕，准今二分八厘）。     十枣汤，强人服一钱匕（准今五分六厘）。     文蛤散，一钱匕（药性较轻）。     一撮者，以三指为度。     《千金》论“一撮者，四刀圭也。”得一百二十八黍，准今四分。     以古方参之∶泽术糜衔散，药共二十五分（准今四钱七分五厘），以三指撮为后饭（每服四分，日三服，三日后病瘳，而药将尽矣）。     风引汤，药共五十五两（准今四两一钱八分），取三指撮井水煮服（石药性重，每服八分，以五十余日为度）。     凡丸药如梧子大者，准药末一分。如弹丸及鸡子黄者，准药末一钱。     《千金》论“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准如梧桐子大也。”一方寸匕散以蜜和，得如梧桐子十丸为定。如弹丸及鸡子黄者，以十梧桐子准之。准前论刀圭容三十二黍，应重一分，方寸匕加十倍，应重一钱。     以古方参之∶己椒苈黄丸，药共四两（准今三钱，蜜丸如梧子大），饮服一丸，日三服（每日三丸，每丸一分，蜜在外，十日而瘳可知也）。     薯蓣丸，药共百七十八分（准今三两三钱八分），大枣百枚为膏，和蜜丸如弹子大，空腹酒服一丸，一百丸为剂（每丸药末当重三分四厘，因有大枣一枚及蜜，故得如弹子大也。弹子大者，或较小于鸡子黄，然亦不甚相远耳）。     理中丸，药共十二两（准今九钱一分），蜜和丸如鸡子黄大，以沸汤数合和一丸，研碎温服之，日三四服，夜二服，腹中未热，益至三四丸（每丸药末一钱，当得九丸）。然不及汤，汤法以四物根据两数切，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作汤者，即用此九钱一分之药煎之也。寇宗疑丸药少，汤药多，妄谓古方如鸡子黄者，应是大丸，李时珍宗之，遂于古法如弹丸及鸡子黄准十梧子者，奋笔增为四十梧子，谬也）。     备急丸，每服大豆许三四丸，未差，更与三丸（按《千金》“十六黍为一大豆”，合七丸计之，不过百十二黍之重，准今三分半）。     凡药有云大升、大两者，以神农秤三两为一两，药升三升为一升。     《千金》论“隋人以三两为一两。”权三倍，故量亦三倍。     以古方参之∶《外台》载《广济方》蒜煎，主冷气，用牛乳五升（准今三合四勺），纳剥净蒜肉二升，煎候蒜消尽，下牛膝一大斤末（准今三两六钱），煎成，酒和两匙服之（乳经煎蒜后，约存二合，配三两六钱煎而调和之，其末必不可复多矣）。     《外台》载《录验方》杏仁煎，疗咳气。杏人一升，捣，以水和研，取三大升汁（准药升九升），煎取一大升，酒服一匙，日三（以水九升，研杏仁一升，其水亦不可复多矣）。     凡煮汤，大略古药二十两，今一两五钱，用水一斗，今七合，煮取四升，今二合八勺，勺二，三次服之。     上药皆咀如豆大，必水乘气热，方始透入药中，既而药乘水沸，乃始溢出汁间；然且火欲其微，沸欲其小，绞以两人，助以尺木，澄去浊而后服之。全欲得其气之清，而不欲多水以耗其气，读《千金》论自明。     至于《千金》论诸药权量互求之法，往往不合，则古今药性不同故也。即如蜀椒、吴茱萸、地肤子、蛇床子，古取阴干，今皆晒爆，爆则药性为之轻，轻则各有差等，而权与量不相合矣。又如附子以一枚准半两，古取其土中自养，形神足者。枣有大小，以三枚准一两。古以八月采爆干，尚皮不尚肉（《别录》云∶枣皮利，肉补虚，惟十枣汤取肥者十枚用之），今并不如法，宜与古不符也。惟巴豆治净，以一分得十六枚，颇合（《千金》云∶巴豆先去心皮毕秤之，曾如法修治，其薄衣务尽去之，约十六枚，重分九厘）。苟能于古方中绪论求之，蛛丝马迹，非不可寻也。     以古方参之∶《千金方》治历节诸风，百节酸疼不可忍，用松脂三十斤（准今三十六两），炼五十遍，少亦须二十遍，服方寸匕，日三，百日差（方寸匕容三百二十黍，准今一钱，此最足据者。每日服三钱，百日须三十两也。以松脂炼去六两，适合百日之用，则古一斤为一两二钱，更无疑矣）。     《千金》治结气，冷症积在胁下，及香港脚上入小腹，腹中胀满。大蒜去心，三升，捣令极热，以水三升，和调绞汁，更捣，以水三升和，绞去滓，更以水三升和之，共成九升，滓可桃颗大，弃却（三升蒜肉研汁后，滓仅如挑颗大，升小可知）。以微火煎取三升，下牛乳三升，合煎至三升。旦起空腹一顿温服，令尽（三升蒜汁，可以一顿服，升小可知）。     至申时食。三日服一剂，三十日服十剂止（蒜汁最辛劣，全不虑及，而频作服之，升小可知）。     宋·林亿以古三两为今一两，古三升为今一升，庞安常亦云然。此误以汉之权量为凭耳，于古方不相涉也。     古方以二龠为一升，以二百四十黍为一两，此与刘歆所定二十龠为升，二千四百黍为两者，大相悬绝，后儒误信《班志》，遂以新莽刀布之重及铜斛之式断为古律权量，于是以古准今，遂有三两为一两，三升为一升之说，而强合于医方之权量耳（秦汉之量，每一斗为今之二升，见阎百诗《四书释地》及沈彤《周官禄田考》，附识于此）。     前明张介宾惑于郑世子之《乐书》，定为古方一两，今之六钱，古方一升，今之三合三勺者，尤为大谬。     李时珍云∶古之一两，今之一钱，古之一升，今之二合半，亦非也。     以古方参之∶《肘后方》治消渴，以黄连三斤（准今三两六钱），纳猪肚中蒸服（根据景岳说，是廿八两八钱矣，猪肚中能容之否？）。     又《肘后方》治中风腹痛，用盐半斤（准今六钱），熬水干，着口中，饮热汤二斤，得吐愈（根据张则四两八钱，能着口中耶？并能饮如许热汤耶？）。     又《肘后方》治风毒香港脚，用硫黄末一两，牛乳调服，取汗，北方人用此多效（根据张则六钱，可作一顿服耶？）。     又《肘后方》治劳复，用干姜四两，为末（准今三钱），汤调顿服（根据张则为二两四钱之干姜，可一顿服耶？）。     《外台》载《备急方》治五尸，以雄黄、大蒜各一两，捣和如弹丸（准今一钱三分，故适如弹子大），纳热酒中服之（根据张则一两二钱，能与弹丸相似耶？）。     《千金方》治吞金银，用白糖二斤（唐以前方用糖，皆指饴糖，非蔗糖也），一顿（准今二两四钱），渐渐食之，多食亦佳（根据张则十九两二钱，能作一顿服耶？）。     以上辨古秤。     《金匮》方，解菌毒，人粪饮一升（此岂今之三合三勺耶？）。     《外台》载《集验方》，疗水肿，用黄牛尿，一饮三升（准今二合），若不觉，更加服之（若谓是今之一升人粪牛尿，谁堪多服者？）。     《肘后方》治齿痛，醋炙枸杞白皮一升，取半升含漱即瘥（若如今之一合六七勺，如何含而漱之）。     又《肘后方》治霍乱，大渴不止，多饮则杀人，黄粱米五升，水一斗，煮清三升，稍稍饮之（若如今之一升，独不虑其多饮而杀人耶？）。     《外台》载《崔知悌方》治血痢，锻石三升，熬黄，水一斗投之，澄清，一服一升，日三服（每服准今三合三勺，日三服，岂锻石汤可多服耶？）。     《千金》术膏酒，治脚弱风虚，用湿荆二十五束，束别三尺围，各长二尺五寸，径头二寸，烧沥三斗（准今二升）。     青竹三十束，束别三尺围，各长二尺五寸，径一寸，烧沥三斗（试如式取荆与竹烧之，能取今一斗之沥否？）。     《千金》耆婆万病丸条下云∶服药取微下三升恶水为良（若三升为今一升，尚云微下耶？）。     《千金》第七卷杂方云∶治崩中下血一斛，服之即断（若血下至三斗三升，尚堪救药耶？）。     《千金》紫菀汤云∶小儿六十日至百日，一服二合半，百日至二百日，一服三合（若如今之八勺有奇，百日以内之小儿能顿服耶？）。     （以上辨古升）夫以药秤药升，农、轩创造之法物，晋、宋以来失古意，故梁·陶贞白先生着《名医别录》，论用药分剂法则，一遵神农之秤，而不用子谷黍之制。孙真人祖述其意，定《千金方》，首言“今根据四分为一两称为定”，亦不根据隋人以三两为一两之法，其述古药升制度下即曰∶“今人分药，不复用此”，盖有存羊爱礼之思焉。继此有王刺史者，辑《外台秘要》，每万必纪其所出，凡六朝诸名家所定分两升合，皆兢兢法守，间有大升大两，必分别注明。今良方具在，顾以权量难求，弃若弁髦，强作解事者，从而武断之，而医宗之微旨，势不至尽坠于地不止。     武断之最者，莫如景岳，以其所宗者，悉本之伪造夏律周之郑世子也。     微旨者何？圣人治病之枢机也。升降浮沉之气，顺者生，逆者死，但得拨之使转，即行所无事矣。故药也者，求其中，不贵多也；求其循序，不贵速也。药必有毒，非毒无以驭病，非节制无以驭毒。故升秤之以小为度者，诚慎之也。     陶隐居曰∶一物一毒，服一丸如细麻大；二物一毒，服二丸如大麻；三物一毒，服三丸如胡豆；四物一毒，服四丸如小豆；五物一毒，服五丸如大豆；六物一毒，服六丸如梧子，从此至十，皆以梧子为度。按《千金》论如梧子者（准上论重一分），以二大豆准之；如大豆者（重五厘），以二小豆准子；如小豆者（重二厘半），以三大麻准之；如胡豆者（重一厘七毫），以二大麻准之；如大麻者（重八毫半），准三细麻（每一细麻重二毫八丝）。     今人疑古方立法太峻，而不详其用意之谨密，反谓古人禀浓，能胜重剂，则所见益颠倒矣。得吾说而通之，庶儿能师古之意，用古之法乎。     《千金》论云∶“古者，药在土中，自养经久，气味真实。今时药力轻虚，人多巧诈。学人须加意，重复用药，药乃有力。”此亦不可不知也。然观东垣方，药味多而分量轻，又宋时一切作煮散者，每服皆以五钱为例，可知仍不贵多也。     古人疑汉方汤液，大剂三十余两，小剂十余两，用水六七升，煎取二三升，并分三服，若以古龠量水七升，煎今之三十两，未淹得过？又疑散末药只服方寸刀圭匕，圆子如梧子大，极至三十粒，汤液岂得如此悬绝？又疑风引汤一料计五十五两，每用三指撮，水三升，煮三沸，去渣，温服一升，观其煮制，每只三指撮末，应料剂如此之多？今一旦考而正之，三疑尽释矣。     古方惟百合汤用百合七只，配水三升，似与前说不相合，顷友人言；吾苏阳山澄照寺前一片地上，天然自产百合，仅如钱大，煮之清香绝胜，疗病极效。可知百合入药者，以小为贵耳。      前一页 ◇ 辨《活人书》妇人伤寒之说 后一页 ◇ 《生气通天论》病因章句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