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恐伤肾思胜恐解     恐为肾之志，何即伤肾乎？盖“肾者主蛰，封藏之本”，喜静而不喜动，恐则气下，偏能动之，如张子和云∶恐气所致，为骨酸痿厥，为暴下清水，为阴痿，为惧而脱颐，凡此诸症，非皆伤肾之明验欤？若善思者处此，即非常临之，自有定识，岂得以恐惧摇其意见哉？况思虑之志出乎脾，以思胜恐，亦即以土制水，论情论理，亦适符也。      [卷六] 思伤脾怒胜思解     脾志思而肝志怒，木能克土，此其理也，而曰伤曰胜，义亦显明。岐伯曰∶“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盖脾处中州而属土，喜健运而恶郁结，思则气结，故曰伤也。况思虽为脾志，而实本乎心，心者，脾之母也。今以多思而心营暗耗，母气既虚，则所以助脾者亦寡矣。若夫怒可胜思，不言而喻，尝见人熟思审处之时，忽有拂逆之加，一朝之忿，无不为已，前此之思之弗得弗措者，至此而无暇计及矣。此无他，亦惟人之常情，有缓与急而已矣。      [卷六] 怒伤肝悲胜怒解     肝为木脏，欲散而苦急。《经》曰∶“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又曰∶“怒则气上。”夫以将军之官，至刚之脏，复以嗔怒而助其气，是急也，非散也，故曰伤也。若夫悲者，有所哀痛而然也。《经》曰“悲则气消。”则当气逆之时，适以此消气者值之，谓之曰胜，谁曰不然。     或曰∶四志所胜，皆与五行克制之理合，兹怒为肝志，何独非肺志之忧胜之，而云“悲胜怒”乎？盖喜怒忧思悲恐惊，其情有七，而五脏止有五志，故遗去悲与惊二者，以悲与忧相类，皆属不遂其心也，惊与恐相类，皆有所怯也，惟悲之情较急于忧，故其胜怒为更切耳。由是观之，即谓之忧胜怒，亦何不可。      [卷六] 忧伤肺喜胜忧解     肺为气主，忌乎郁。《经》曰∶“忧愁者，气闭塞而不行”，是忧能伤肺之由也。至于喜可胜忧，其义何居？亦考诸岐伯曰∶“喜则气和志达，营卫通利，故气缓矣。”则以闭塞者而和缓之，岂不得谓之胜乎？然亦更有显明者，凡人有所忧愁，每多胸膈不舒，适逢欢快之事，即可情怀开旷，此尤情性之常，宁独火可胜金而已哉。      [卷六] 百合病赘言     此症行止坐卧皆不能安，自朱奉议以为伤寒之变证，后之注《金匮》者，或言属气，或言属血，论说纷纭，余窃以为皆未中肯。夫“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乃本乎心神涣散也。心主脉，故心病而脉为之皆病矣。惟其心神涣散，故下文常默默，不能食，不能卧，不能行数句，无可奈何之态，皆所以形容百脉悉病之语。未经误治，病情如是者，乃为此病之正，故用百合而加生地黄汁，显为五志之火，消烁心阴，于是以此救之。《经》所云“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之意也。     此外因误治之变，而随症治之，如《金匮》所立数方，亦不过略举其概，以令人隅反；设未用汗、吐、下三法，而曾或寒、或热、或补、或泻之药以误治者，治法亦宜权变，惟在法古者之引伸触类耳。赵以德《衍义》云∶“病多从心主，或因情欲不随，或因离绝菀结，或忧惶煎迫，致二火郁之所成”，最为切当。惜其有见及此，而未明言心神涣散之故，注中反杂以热毒瘀血等解，殊为白璧之瑕。昔张路玉治孟端士太夫人此病，用生脉散加百合、茯神、龙齿，稍兼黄连而病愈，盖以百合摄神之法而推展之，洵为能读仲景书者矣。第安神之药不一，而专取乎百合者，因其形象心，瓣瓣合抱，取其凝合涣散之心神，由是而百脉皆利矣。尝阅《中吴纪闻》云∶百合乃蚯蚓所化，张路玉亦曾亲见，于包山土罅中，有变化未全者，大略野生百合，蚓化有之。夫蚯蚓性动而专通经络，及至变而为百合，则由动而静，由散而合，用为主治，即此意耳。且百脉悉病，则病变百出，非经文数症之所能尽；设或症不尽合乎经文，而遇病态类此者，亦宜体会其意而推测之，不可泥定下文数症也。当明欲食不能食等句，乃无可形容之辞，病为神病，而难以形容，医者亦须神会，而非语言文本之所能罄者矣。景岳云∶无形者，神也，变幻倏忽，换回非易，引《经》文“粗守形，上守神”二句，而叹安得有通神明而见无形者，与之共谈斯道哉。旨哉，是言也！向来注者，多以百合为消瘀血，然消瘀血者，乃赤花之山丹，非百合也。苏颂以病名百合，而用百合，不识其义。李士材曰∶亦清心安神之效耳。士材能见及此，而未发明此症之机要，殊缺典也。      [卷七] 辨脾胃升降     余尝考治脾胃莫详于东垣，求东垣治脾胃之法，莫精于升降。夫升降之法易知，而升降之理难明。其在《经》曰∶“脾胃为仓廪之官，五味出焉。”盖脾主生化，其用在于无形。其属土，地气主上腾，然后能载物，故健行而不息，是脾之宜升也明矣。胃者，水谷之海，容受糟粕，其主纳，纳则贵下行，譬如水之性莫不就下，是胃之宜降也又明矣。故又曰∶“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胀。”夫清气何？盖指脾气而言，不然何以在下则飧泄也；其浊气何？盖指胃气而言，不然何以在上则胀也。是非可为脾升胃降之一确证乎？由此而推，如仲圣所立青龙、越脾等方，即谓之升脾之清气也可；其所立三承气诸方，即谓之降胃之浊气也无不可。触类引伸，理原一贯，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考东垣所着补中益气、调中益气、升阳益胃各方，其论虽详于治脾，略于治胃，而其意则一脏一腑，升降各有主治，显然不可混者，其与先圣之理，又何尝相悖，而后先辉映，足以发明千古，良可师也。苟其颠倒错施，俾升降失宜，则脾胃伤，脾胃伤则出纳之机失其常度，而后天之生气己息，鲜不夭扎生民者已。余偶读东垣书，详究脾胃，以辨其升降之理如此。      [卷七] 气有余便是火解     昔贤有云∶“气有余，便是火。”此当专以病气立论。若元气有不足，而无有余者也，何则？气化于精，精生于水谷，故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饥则气怯而倦怠，若饮食适宜，起居有节，始得元气充流，一昼一夜，正合一万三千五百息，为人身之常度，故圣人御气，如持至宝，非以气之易于不足乎？自夫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气，外侵营卫经府，阻塞正气流行出入之道，遂致腠理闭塞，胸腹痞满，二便不通，种种显病气有余之象，而元气已形内馁之机，医者但当察其所因，如风则用和，寒则用汗之类，即不致化火，而元气复矣。若治不中要，病气留着，则六者皆可化火，即热病为伤寒之类，而病机十九条，属热者多是也，故曰气有余便是火。即七情之病，亦莫不然，如喜太过，则喜气有余而心火炽，怒太过，则怒气有余而肝火炎，此尤当从脏气之阴阳虚实而调剂之，若执是说以往，不曰破气降气，即曰清火泻火，吾恐少火生气，一伤则俱伤，一败而难复，非卫生之道也，岂古人立言之旨哉！ [卷七] 东垣景岳论相火辩     东垣曰∶“相火者，元气之贼也。”丹溪述之，景岳非之。论曰“情欲之火，邪念也，邪念之火为邪气，非相火之所为也。”二家之说俱有词障。夫相火者，肾中之真阳，禀自先天，为人生之根本，云为动作赖之以立，衰则病，息则死。     老子曰∶“一”生二。”周子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静而生阴阳。”是相火一人身之太极也，太极不能无动，然动而有节，即是少火以生气，动而无制，则为壮火以害气，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实一相火之所为，岂得另有邪火也？故人之喜怒爱惧，不过五藏之本志，男女大欲，则又万物之化醇，是皆天地间经常之理，原不至于伤生，惟狂荡无节，斯为害耳。然相火既定位于下焦，蒸腾发育，夫能使之理胜而安，欲胜而危者，则唯一心，故心为君火。《经》曰∶“君火以明，相火以位。”又曰∶“主不明则十二官危。”此其尤大彰明较着者也。《大学》正心，释氏降伏其心，养生者善治其心。     则推而极之，为圣贤，为仙佛，守而持之，康宁寿考。若舍君而言相，无怪乎或为元气之贼，或为生气之本，意旨岐趋，则泻火补阳，争门角立，党同伐异，欲为阐发前贤，恐先与《经》旨相谬。      前一页 ◇ 喜伤心恐胜喜解 后一页 ◇ 古今元气不甚相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