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余幼业医，见家伯祖景明公，有《症因脉治》一稿，序原丹溪先生《脉因证治》中来。     时余学浅，未会其趣，后见嘉言先生《寓意草》云∶治症必先识病，然后可以议药。今之学医者，议药不议病，叹《内经》、《甲乙》无方之书，无人考究。丹溪《脉因证治》，分析精详，反不见用，而《心法》诸书，群方错杂，则共宗之。余因知景明公《症因脉治》之作，非无谓也，遂有纂述之志，然慎之未敢为也。后三十年，年至虑深，每思有以成公之集，而牵于生事，日无宁晷，偶忆袁先生可以济人之语，遂乃屏绝应酬，潜心纂述，症分内外伤，因分内外因，脉分虚实，治分经络，对症用药，无游移多歧之惑，不十载而就意者，彼苍好生，或丹溪、景明两公，阴能助余也。书成之明年，余友施君宇瞻仲季见而悦之，因谓余曰∶是书寿世之宝也。与其宝之一方，不若广之天下；与其利诸目前，不若传之后世。子为是书以利济一方，余兄弟为是刻以公天下可乎？余与及门皆大欢喜，乃谢施君曰∶是书出，倘有补于斯世者，惟君之力。          时康熙四十五年岁在丙戌腊月秦之桢字皇士纂      凡例     ─是书之作，窃比丹溪先生《脉因证治》篇。但先生凭脉寻因，寻症施治，暗中摸索，后人苦无下手，是以王宇泰先生着《准绳》书，竟取证治立名，则有确据下手矣。然不详及脉因二条，余又恐其脱略，今更其名曰《症因脉治》，则四科俱备，开卷了然，亦足以为─凡前贤着书，往往于外感内伤、有余不足，混叙一篇，不分条例。彼以同是症名，则同一论列，听人自择而已，不知此但可语中人以上者也；设中下之才，因见同在一门，每每以治虚之法，施之实症之人；内伤之方，用之外感之症。余今于每症中，必以外感内伤，各着一端，有余不足，各分治法，临症庶无多歧之惑。     ─治病先当分别十二经络，灼见何经主病，用药可以不误。故凡一经见症，则以一经所主之药治之；两经见症，则以两经之药合而治之。如是则孰急孰缓、从少从多，皆有主宰，有病之经，再无失治，无故之经，不妄诛伐也。     ─用药之法，须寻实据之症固已。然有症脉相应，根据脉用方，而为正治者；亦有症象分明，脉象模糊，难于根据脉立方，而必随症施治者。余于治法中立此两条，则从症从脉，自有准绳，玄机之士，所当触类而旁通也。     ─每症章中，详立外感内伤，诚恐学人混于施治。然亦有外感而兼内伤者，则以外感方中加内伤药一二味；有内伤则兼外感者，则于内伤方中加外感药一二味；若二症并见者，则以二症并治。例如仲景治伤寒，若见纯表症者，纯用表药；见纯里症者，纯用里药；表里兼见者，则以一半发表、一半清里，双解表里之邪。广而推之，伤寒如是，杂症亦无不如是也。     ─凡着十二经络症象，不能一条详悉者，必得互相发明，症象始着，故余着水肿症，已经分别各经络病形。然有言之未尽者，则于后条胀症中重言以申之，以为两相阐发之用。     他如五脏咳嗽、五脏痿痹等症，经络既同，则症象亦无不同，前后合参，彼此互发，相得益彰，泛视之竟似重复，实反复发明诸经形证。今之治病不明经络者，通忽此法耳。     ─病机百出，书不尽言，集中诸病，皆确见于平时临症而不惑者，故敢就正当世。至如篇中，或因文义拘牵，而病情不无遗漏，或因言此彼明，而辞意概从省释，又或病症中大关节处，前书未尝明言，后人每多忽略，往往反复告戒，以见郑重其词，安辞烦琐之讥，难免支离之诮，然而闻一可以知十，知经可以达权，业是道者，或亦鉴此苦心也。          秦皇士识      [卷首] 论《医宗必读》症因差误治法不合     李士材先生《医宗必读》书，广为流布也。先生大意，多得之王宇泰《准绳》，而立论则宗《薛氏十六种》。其论中风一症，则辨别真类；泄泻之治，立法昭明；心胃之痛，详加注别；咳嗽、腰痛，皆分外感内伤；肿胀之症，分别虚实寒热，俱无遗仪者矣。但其中尚有未纯之处，前此相沿成弊，如∶首论伤寒传至三阴之条，误引直中阴经之方，混一立治。夫先起三阳，以后传至三阴，乃是传经之阳证，经虽属阴，邪则阳邪，故《伤寒》经云∶先发热后发厥，此乃是传经之邪，非直中阴经寒证，是热深厥深之谓也。今先生反用直中阴经阴证之方，而曰轻则理中汤，重则四逆汤；后于直中阴经条下，又云∶初起不发热，便是寒证者，名为直中阴经之寒症，亦以此二汤主之。夫传至三阴，阳症也；直中阴经，阴症也。一寒一热，二症天壤，而以一法混治，岂理也哉。至论虚劳一症，于吐血条下，首列苏子降汤一方，极为不可。丹溪先生曰∶口鼻出血，皆是阳盛阴虚，法当补阴抑阳。又曰犀角之性，能升散一切有余之火，若阴虚者用之，宁免飞扬之患乎。夫犀角清凉辛散，尚为阴虚者所戒，而苏子、前胡、半夏、沉香辛温升散之味，岂为虚劳、吐血之所宜乎。此乃外感吐血之方，不应列入虚劳、吐血条内，先生因见《准绳》书，失于分别，是以辗转相误。后张三锡先生集《治法汇》，独删去此方，良有苦心也。至痢疾一症，有四时寒热之不同，今先生混引《卫生宝鉴》所引经文，脾泄、肾泄、内伤痢症之说，而归重于脾肾二经立论。不知脾传肾，肾传脾，乃论五脏相承内伤痢，非所论夏秋热痢之条。今先生论中，既曰痢起夏秋，湿蒸郁热，亦论夏秋之痢矣。即当从秋令燥金阳明司令立论，而归重于肠胃二经，不宜牵入脾肾去。夏秋之先水泄，后脓血，先脓血，后水泄，乃是手足阳明肠胃之湿热症，非脾肾相传之微邪贼邪内伤症也。古人云∶大肠受病，则气凝注而成白痢；小肠受病，则血凝注而成赤痢；大小肠均受其病，则赤白相杂而下。胃之湿热，下淫于大小肠者亦如此。即按经文，曰肠下血，曰肠下白沫，曰肠下脓血，诸条之论，皆以肠字立言，不曰脾、肾，而曰肠，则知痢症当以肠字为主矣。今先生论中，脱却肠字本题，而独重于脾肾二脏，则夏秋之痢，先生欲补此两脏乎，抑欲温此两脏也。夫脾泄肾泄，藏气不足，内伤之虚症，藏症也。夏秋之痢，肠胃受邪，外感之实症，腑症也。内伤不足，外感有余，二者天壤，即有少阴下痢脓血一症，乃是手少阴心主为患，非足少阴脾传肾之一症，故《保命集》以少阴痢曰小肠泄，以心与小肠为表里，心移热于小肠，小肠移热于大肠，则下痢脓血，以手少阴心经主血故也。经虽属阴，症则阳邪，如伤寒阳症传阴经之比也。夫夏秋之痢，先要究其致病之根，当五六月巳午丙丁行权，而庚金大肠受克于夏令之时，预伤其金水，至秋燥金行令，金被火刑，熏烁下溜，赤属火之本来，白属金之本色，而赤白相杂之痢作矣。即或纯白无红，虽非心火所乘，亦为素秋燥火太旺，伤其金位本身，故白色溶化而下，此为乘令而得病者也。今先生言言牵带脾肾，妄存温补固涩横格胸中，致令痴人说梦，便有初起之痢，肠胃壅滞，热郁于内，反见外寒兼化之象，误认虚寒，竟以古人辛温发表方中，妄加补涩之药，混活湿热燥热之痢；不知古人辛温散表，乃治寒湿之痢也。症重者为害匪轻，症轻者迁延变重，即有用温补能愈此疾者，非前医大用祛积，积气已清，即寒凉直进，失加向导，抑遏中州，偶遇辛温，开通郁结，实处得辛温散结之功，非得温补之力也。夫湿郁一痢，从时令寒湿之加临，外郁表邪，内壅积滞，是以用辛温之药，然亦但取其辛温散表，非取其辛温温补也。夫治痢过用寒凉克削，诚为不可，但起内湿火燥火，失于清利，则肠胃顷刻腐烂，补脾补肾，乃是后来调理法也。故曰视其缓急，调其气血，表症在者，汗之散之；里症急者，清之利之。至痢症中腹痛一门，有积滞壅塞之痛，用下药以行之；有气郁大肠之痛，用苦梗以开之；有气血不和之痛，用芍药以和之。今止举气郁一条，曰以桔梗开之，下曰以芍药为主，不分二味收散不同，混叙气郁条内，又无积滞作痛应下本条，似乎腹痛之痢，再无下行之法。又云恶寒者加干姜，恶热者加黄连。夫症有似阴似阳兼化之假象，宜察内症脉息，未可以恶寒恶热为据也。后肛痛一条，上云热流于下，用槐花、木香是矣。又云挟寒者用理中汤，挟字下得不妥。《原病式》云∶岂有寒热夹杂于肠胃间乎。夫肛痛初起，再无寒痛之理，痢之日久，然后见痛，方为元气下陷，然止宜用补中益气汤以升提之，未可用理中汤以治。因肛痛皆是湿热下流，燥火闭塞。即痢之日久者，亦止宜于补，未宜于温。即令虚矣，寒则未必寒也。若是虚而兼寒，则肛门当不禁而无疼痛矣。又曰《局方》、复庵，例用辛热；河间、丹溪，例用苦寒，何其执而不圆。不知夏秋之痢，与四时之痢不同。夏秋之痢，本于湿热，但有湿淫燥淫之别，从治正治之分，有邪凝内伏之虞。是以用辛散以治寒湿之痢，此宗《内经》湿淫于内，治以苦热，湿淫所胜，半以苦热，而开湿淫为痢，表症居多之法门也。河间、丹溪，例用苦寒，盖谓夏秋之痢，燥火为患，热毒壅害肠胃，此时若效从治之法，则燥火而遇辛温，肠胃顷刻焚烂，是以用苦寒宣利之剂，以为正治之法，此宗《内经》热淫于内，治以咸寒，热淫所胜，治以苦寒，而开燥热为痢，里症居多之法门也。用温用寒，因发表攻里二法各别。今先生不发明四公之意，开示后人，反毁四公，今后学不明，余今较正伤寒例，仍遵仲景先生之法，夏秋之痢，当分燥火湿火；四时之痢，当分外感内伤，时行疫痢，当分六气岁气，如雨湿之年，流衍之纪，宜用发表者，以辛凉辛温之法治之。亢旱之年，赫曦之政，宜用攻里者，以苦寒咸寒之味治之，深彰先生之道，而全先生之书也。      前一页 ◇ 查叙 后一页 ◇ 论赵氏《医贯》症因差误治法不合